延安十三年

1935年10月19日黄昏，陕北吴起镇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。

说它是军队吧，这些人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，脚穿草鞋，身着破旧单衣。陕北已是初冬，保安的群众早已穿上棉衣，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还穿着半截裤，有人披着毯子御寒。说它是乞丐吧，这些人腰间别着枪，队列虽然松散却依然保持着基本的秩序。

这是中央红军——准确地说，是陕甘支队。一年前从江西于都出发时近九万人，此刻只剩不足八千。他们用三百六十七天走了两万五千里，跨越十一个省，翻过雪山、走过草地，终于抵达了这片黄土高原。

当地村民张宪杰借给红军一口水缸烧饭，缸被烧裂了，战士当场给了他两块银元作为补偿。后来他回忆说："那时红军战士穿得很少，群众都穿棉衣了，他们还是单衣，还有穿半截裤的，大部分穿茅草鞋。"

但追兵紧随其后。蒋介石严令东北军骑兵向吴起镇追击，企图将疲惫的红军围歼于陕北。当晚，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紧急会议。一部分干部主张不打——红军太累了，地形不熟。毛泽东坚持要打：敌人也疲劳，吴起是山区，不利于骑兵作战，而且红军有群众基础。

"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，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，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区，使苏区人民遭殃，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。"

10月21日拂晓，彭德怀在前沿指挥，红军利用黄土高原的山梁沟壑设下口袋阵。战斗在五里沟口打响，到上午九时结束，击溃国民党骑兵三个团，毙伤六百余人，俘敌二百余人，缴获战马和重机枪一批。

长征路上一直甩不掉的"尾巴"，终于被切掉了。

战斗当晚，毛泽东写下那首著名的六言诗给彭德怀："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！"彭德怀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"唯我英勇红军"，将诗退回。

一个月后，更大的战事在直罗镇展开。蒋介石调集十三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，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"围剿"。毛泽东决定将希望放在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师上。

红十五军团刚刚在劳山、榆林桥两战两捷，歼灭东北军两个团又一个营，俘虏三千七百多人。徐海东接到会师消息后，正在攻打张村驿的他飞身上马，六十八公里路翻两座大山，三小时赶到军团部。当他大汗淋漓地迈进窑洞时，毛泽东伸出手："是海东同志吧，你辛苦了，我是毛泽东！"徐海东打量着眼前这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人——已是初冬，他们还穿着单衣。

11月20日，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进占直罗镇。二十一日凌晨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南北两面同时攻击。红军从山头冲向河谷，将敌人压缩进镇东头的寨子里。此役俘虏五千三百余人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。毛泽东说："直罗镇一仗，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，举行了一个奠基礼。"

与军事上的立足同步进行的，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。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，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：当地正在发生一场失控的"肃反"。中共陕甘晋省委将刘志丹、习仲勋、高岗等大批陕北干部逮捕入狱，有的已被杀害。毛泽东得知后下令："刀下留人，停止捕人！"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："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，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，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。如果我们杀错了人，杀了革命的同志，那就是犯罪的行为。"

刘志丹等人获释出狱。"刘志丹同志得救了！""陕北得救了！"消息传出，奔走相告。毛泽东后来评价说，直罗镇是在军事上奠基，纠正肃反则是在政治上巩固了边区。

1935年12月17日，瓦窑堡会议召开。博古仍坚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"左"倾路线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，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。会议确立了"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"策略。毛泽东用"人民共和国"代替了"工农共和国"的概念。这是从"反蒋抗日"转向"逼蒋抗日"的关键一步。

1936年2月，红军东征山西。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写下《沁园春·雪》。七十五天东征，转战五十余县，扩充红军八千余人——多于出发时的人数。但代价也很沉重：4月13日，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攻打三交镇时亲临前线，中弹牺牲，年仅三十三岁。他刚刚从肃反冤狱中获救不久，未能看到抗战全面展开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。长征结束。

两个月后，1936年12月12日凌晨，西安传来枪声。张学良、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。

消息传到保安，毛泽东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。经过激烈争论，确立了和平解决、逼蒋联共的方针。周恩来受命赴西安斡旋，对张学良说："'双十二'事变本身的意义，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、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。"

12月25日，蒋介石被释放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关闭了十年内战的大门。延安的序章，至此告一段落。接下来，中共中央将正式进驻那座古城。

1937年1月13日下午，毛泽东牵着那匹小青马，从延安城北门走进这座古城。他头戴缀着红星的八角帽，身穿黑色棉军服，外套一件旧灰大衣，右胳膊肘上打着老大一块补丁。身后是张闻天、任弼时等人。

延安在当时还叫肤施县，不过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座边陲小城。但这一天，四五千人从北门口一直排到大砭沟口——城乡人民、机关干部、红军战士、学生、从十里八乡赶来的赤卫军和农民。人们举着五颜六色的小纸旗，锣鼓声、唢呐声响彻山城。朱德比毛泽东早到一小时，带着五六十把盒子枪的卫队先进了城。

第二天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。毛泽东讲话，号召军民团结抗日。他说了一句后来常被人提起的话："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，也要谈抗日。"

从这一天起，延安从一座边陲小城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。

半年后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开始。1937年8月22日至25日，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召开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"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"，作战原则是"分散发动群众，集中消灭敌人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"。洛川会议还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，组成了新的中央军委，毛泽东任书记（主席）。

1937年11月29日，一个从莫斯科归来的人抵达延安，带来了新的波澜。王明——这位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——带着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回到国内。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"一切经过统一战线"，"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"。由于他曾见过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，他的意见被认为代表共产国际的立场。

王明的归来一度造成党内思想混乱。这场路线之争持续了近一年。直到1938年4月，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，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明确表态："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，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。其他人如王明，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。"

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。这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——中央委员十七人，各部门各地区负责人三十八人。毛泽东作《论新阶段》政治报告，提出了"马克思主义中国化"的命题，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"四个服从"：个人服从组织；少数服从多数；下级服从上级；全党服从中央。

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说："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。"

几乎与此同时，一所特殊的大学在延安吸引着全国的目光。抗大—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——以窑洞为教室，石头砖块为桌椅，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。校舍完全不怕轰炸，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。校训八个字："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"。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背着行李，越过封锁线，徒步八百里从西安走到延安。诗人何其芳写道："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，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，背着行李，燃烧着希望，走进这城门。"

女作家丁玲拒绝了去法国的机会来到陕北，毛泽东给她写了一首词："昨日文小姐，今日武将军。"漫画家华君武从上海出发，辗转三个月才到达。到1943年，任弼时在书记处会议上统计：全面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有四万多人。

1939年5月26日，毛泽东说："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，在国外也有点名气？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，是最革命、最进步的，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。"

1941年到1942年，陕甘宁边区几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。日本军队疯狂扫荡，国民党调集约五十万兵力，在边区周围构成五道封锁线，停发经费、实行经济封锁。毛泽东后来回忆："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，没有油吃，没有纸，没有菜，战士没有鞋袜，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。"

地广人稀、土地贫瘠的边区，仅有一百四十万群众，要担负几万干部、战士和学生的生活供给。毛泽东发出号召："是饿死呢？解散呢？还是自己动手呢？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，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。还是自己动手吧！"

一场以"自己动手、丰衣足食"为目标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始了。

这场运动中最著名的故事，发生在延安东南四十五公里处一片叫南泥湾的荒山之中。一位湖南口音的将领率领他的部队走进了这片野兽出没的"烂泥湾"。

1940年1月，毛泽东在《中国文化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—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——的理论框架。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理论形态上的成熟。同一年，毛泽东还撰写了《共产党人》发刊词和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后来与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。

就在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同时，1940年8月，华北的八路军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攻势。彭德怀指挥一百零五个团约四十万兵力，在正太、同蒲、平汉等主要交通线上同时出击，历时三个多月，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，拔除据点近三千个，歼灭日伪军四万五千余人。这就是百团大战。消息传到延安，毛泽东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："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，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？"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"囚笼政策"，也粉碎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"游而不击"的谣言。但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，此后日军将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根据地，加剧了1941年后延安面临的军事和经济压力。

1941年1月，另一件震动延安的事件传来。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，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八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。血战七昼夜，除两千余人突围外，大部牺牲、被俘或失散。军长叶挺下山谈判时被扣押，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遭叛徒杀害。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，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未眠。1月20日，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，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直接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加速——毛泽东痛感党内统一思想、统一指挥的紧迫性。1941年7月，中央政治局通过了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。

进驻之初，没有地方住，战士们用树枝搭草棚。春寒料峭，寒风刺骨。粮食不够，干部带头冒风雪到远处背粮。没有农具，王震和战士们一起用弹片打制成犁和锄头。北方的春天来得晚，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，一镢头下去只能刨起一小块土，手掌磨出了血泡，慢慢变成老茧。

开荒竞赛中，模范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三亩六分七的最高纪录。后来战士郝树才以一天四亩二分三的成绩被毛泽东称为"气死牛"。

垦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朱云宝，种庄稼是把好手。王震听说后请他到部队指导，诚恳地说："在种庄稼上，你就是我们的长官。我委你当农业生产副官，给你写个执照带上，不管走到三五九旅的哪个单位，你拿出执照来，他们就好好招待你，请你指导种庄稼，请你批评。"

1943年秋，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。一个小时的车程，他走了三个小时，不时停下来跟战士们攀谈。看着大家神采奕奕的样子，毛泽东笑着说："国民党要困死我们、饿死我们，他们越困，你们越胖了。"

到1944年，三五九旅累计开荒二十六万一千亩，除吃用全部自给，达到了"耕一余一"——耕种一年够吃两年。从烂泥湾到陕北好江南，用弹片打出犁头，在荒山种出粮食——这在任何地方的军队中都算得上奇迹。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看到三五九旅边劳动边练兵的场景后，竖起大拇指说："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了不起的。"

与物质上的绝境并行的，是一场精神上的深刻改造。

1942年2月1日，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《整顿党的作风》演说；一周后又发表《反对党八股》。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。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、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、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——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，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非方法。

这场运动从高级干部学习开始，以二十二个文件为教材，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进行检查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"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"是毛泽东定下的基调。

但整风运动中也有阴暗的一面。1943年，负责审干的康生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了《抢救失足者》的报告，把干部队伍说得一团漆黑，"特务如麻"，发起了"抢救失足者"运动，把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干部打成"叛徒"、"特务"。一些地方搞逼供信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。毛泽东后来发现问题，提出"一个不杀，大部不抓"的方针，及时纠正了扩大化错误。但王实味——那个写《野百合花》的翻译家——最终还是被康生下令逮捕。1943年4月1日被捕后，1946年被定为"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"，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决。直到1991年2月7日，公安部才为他彻底平反。毛泽东后来得知王实味被处决的消息，表示了不满。

1942年5月，整风运动还在进行中，毛泽东召集了一场文艺座谈会。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聚集在王家坪中央办公厅的小会议室里。冷场了一两分钟后，丁玲对旁边的萧军说："萧军，你是学炮兵的，你就第一个开炮吧！"萧军站起来声称"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"，自称"老子天下第六"（前五为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）。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"我要发言"，与萧军激烈争论。

5月23日，毛泽东作结论报告，提出"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"。"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。"这次讲话后来成为中共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。座谈会后，大批文艺工作者奔向抗战前线，创作了《白毛女》、《兄妹开荒》、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等作品。

1942年的延安，一手握着镢头开荒，一手握着笔杆整风。绝境逼出了土地上的奇迹，也逼出了思想上的分野。

1943年3月20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《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》。刘少奇提议："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，两个书记，书记是主席的助手。"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、书记处主席，规定书记处主席对会议讨论的问题"有最后决定之权"。这是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在制度上的最终确立。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权力交接，至此平稳完成。

这一年的延安，还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。

1944年7月22日上午，一架美军C-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。驾驶员钱皮恩操控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，左轮陷入一个旧坟坑，螺旋桨和机头被撞坏，险些机毁人亡。周恩来、朱德、叶剑英、彭德怀迅速赶到现场。周恩来握住团长包瑞德上校的手说："组长，一位英雄负了伤，我认为您的飞机是一位英雄。很幸运，另一位英雄也就是您自己没有受伤。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，他对您的安全到达表示慰问。"五十二岁的包瑞德能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，他引用《论语》回答："伤人乎？不问马。"一场紧张的意外化为轻松的笑谈。

这是美军观察组——代号"迪克西使团"——抵达延安的第一天。九名美国军官和外交官此后在延安住了近一年。他们住在窑洞里，吃着和中共干部一样的伙食，没有任何特殊待遇。

8月23日，毛泽东邀请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到枣园长谈六小时。谢伟思出生于成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，他的父母曾创办基督教青年会，青年陈毅在那里学过英文。三十多年后，陈毅握着他的手说："这是我老师的娃。"

谢伟思笔下的毛泽东："他很坦率，直截了当又开诚布公"；"说话妙趣横生，引经据典，一针见血"；"他并不会垄断会谈，毫无强加于人之意"。他在四个月里写下五十一份政治报告，写道："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，路无乞丐，家鲜赤贫，服装朴素，男女平等。"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对比道："在重庆，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；在延安，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，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，都没有一个卫兵。"

延安在1944年展现了它生机勃勃的一面。而几个月后，一场更为隆重的盛会将把延安十三年的积累推向顶点。

1945年4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。这座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，由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建造，融合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特色。主席台上方悬挂着"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"的横幅，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二十四年奋斗历程。

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，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，代表全国一百二十一万党员。他们从各抗日根据地、国统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，穿越封锁线，历时数月甚至一年，有的牺牲在途中。

这是中共历史上会期最长的全国代表大会——整整五十天。毛泽东提交了《论联合政府》的书面政治报告，朱德作《论解放区战场》的军事报告，刘少奇作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》。

5月14日到15日，刘少奇连续两天作报告，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："毛泽东思想，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，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，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。"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。

选举中央委员会时，计票员在后台把候选人名字写在黑板上，一个人念，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"正"字。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，静静等待。当计票人员报告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，他才放心地离开。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王明，毛泽东亲自做说服工作，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。

6月11日，七大闭幕。毛泽东致闭幕词，号召"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"——这篇讲话后来以《愚公移山》为题收入毛选。八天后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、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。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——"五大书记"——正式形成。

毛泽东思想成为旗帜，领导核心完成制度化，七大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铺平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全部道路。两个月后，日本宣布投降。

1945年8月28日下午，一架美国军用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。机舱门打开，走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——毛泽东。这是他从1927年离开武汉后，第一次出现在国统区。诗人柳亚子闻讯后写下"弥天大勇"四个字。

此前十几天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。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，邀请他赴重庆"共商大计"。中共内部争论激烈：有人担心这是鸿门宴。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前往。临行前，他指定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央主席职务。

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，双方达成《双十协定》。但真正的较量不在谈判桌上：毛泽东在重庆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的同时，刘少奇在延安部署"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"——中共军队正秘密向东北渗透。蒋介石在日记中抱怨"毛泽东来重庆只是为争取时间"。

1946年6月，蒋介石撕毁《双十协定》，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。全面内战爆发。

西北方向，胡宗南率部二十三万人虎视眈眈。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不足三万人。1947年3月，延安的炮声越来越近。

3月18日下午，枪炮声已清晰可闻。延安城内最后一批居民开始撤离。在王家坪，毛泽东接见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将领们。面对"誓死保卫延安"的请求，他摇头："我军打仗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，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；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。"

周恩来、任弼时曾建议立即转移，但毛泽东坚持不走——他在等彭德怀的新四旅到位，确保殿后部队安全撤出。傍晚时分，他终于同意撤离。临行前对送行的将领说："少则一年，多则二年，我们就要回来。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。"

当夜，毛泽东化名"李德胜"（离得胜），周恩来化名"胡必成"（胡+必成），悄然离开居住了十年的窑洞。身后是延安城渐远的轮廓。

此后的一年，是中共历史上最惊险的篇章之一。

1947年4月13日，中央机关抵达安塞县王家湾，住了五十六天。6月初，国民党军突然袭击，距毛泽东住地仅隔一个山头。6月8日晚，中央机关冒雨转移。6月中旬到达小河村，7月21日至23日在此召开"小河会议"，确立了"三军配合、两翼牵制、中央突破"的战略部署。

最危险的时刻发生在天赐湾。毛泽东判断敌人会顺沟过去，按兵不动，看着国民党军从眼皮底下走过。事后蒋介石气得大骂胡宗南"太无能了"。

1947年8月18日至20日，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沙家店设伏，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六千余人。8月23日，毛泽东亲赴战场祝贺："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，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。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！"

在转战的一年里，毛泽东足迹遍布十余县，行程超过两千里。有时几天几夜不能合眼，就着马灯在小炕桌上批阅文件。据身边人回忆，那些险象环生的日子里，部队依然充满笑声——"因为有毛主席在"。

1948年3月23日，陕北吴堡县川口村渡口。黄河边停靠着几条木船。上午十点左右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登船。船到河心，北风呼啸，浊浪拍打着船身，夹杂着冰块。

过河后，毛泽东站在山西一侧的山坡上，回望对岸苍茫的陕北大地，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话："陕北是个好地方！"

从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，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，整整十二年五个月。出发时红军不足八千人，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至二百八十万。延安时期的句号，画在黄河东岸的山坡上。

一个月后，1948年4月21日，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。中共中央的贺电写道："去年三月十九日，我们自动退出延安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我们收复了延安。"

延安十三年，留下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精神符号，而是一整套关于组织的经验。抗大在九年间培养了十多万名军政干部，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级政权的骨干。大生产运动让中共学会了在封锁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生存能力。整风运动则彻底改变了党的思想面貌——从一本本经典里找答案的洋教条主义，转向从实际中提炼理论的"实事求是"。

这种经验后来被概括为"延安精神"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。四句话，每句背后都有一整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美国学者马克·赛尔登在《革命中的中国：延安道路》中，把中共在边区的实践称为"延安道路"——用减租减息、三三制、大生产运动等"土办法"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。但他也指出，"延安道路"有其阴暗面：思想专制、个人崇拜等问题，在后来的历史中逐渐暴露。

延安承载了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岁月，也承载了它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日子。那座宝塔山，那条延河水，那些窑洞里的灯火——它们见证了一个组织如何在绝境中找到自己的路，然后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。

"陕北是个好地方！"

——毛泽东东渡黄河后回望陕北，1948年3月23日